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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风采开奖规则:法官瀆職罪的認定 ——以法官獨立行使審判權改革為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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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時間:2017-01-16 11:18

黑龙江11选5中奖规则 www.tzdty.icu 法官瀆職罪的認定

——以法官獨立行使審判權改革為背景

作者:朱杰  余陳洋


論文提要:

民眾對司法公正的迫切渴求同時導致了對司法腐敗格外憎惡,杜絕司法腐敗無疑司法改革走向成功必須攻克的堡壘,但審判權的運行本身具有很強的主觀性,賦予法官自由裁量權就無法確保法官的每一次選擇都是完全正確,所以理清法官工作合理失誤與瀆職犯罪的區別,理所當然成為兼顧司法廉潔與法官職業安全的核心。司法改革背景下,“讓審理者裁判,裁判罪負責”的案件審理、定案機制已成為司法權力運行的新模式,但司法權被下放到合議庭、主審法官處后,如何保障司法權力不被濫用將會成為一個新問題。法官瀆職是司法腐敗常出現的形式,弄清如何判斷法官自由裁量權運用過程中的合理失誤與瀆職犯罪,一方面有利于有效制約審判權被濫用,一方面能為法官們劃出明確的職權行使區間,?;しü僦耙蛋踩?。本文出一個法官被指控犯玩忽職守罪的熱點案件入手,結合法官瀆職犯罪的具體罪名解析,構建法官瀆職犯罪的常規形態,起到預防審判權被濫用、保障法官獨立安全行使自由裁量權的多重效果,未相關法律法規的制訂、修改提供參考。

前言:較之道德、習慣、公序良俗,司法是維護社會秩序的最后一道防線,只有司法權正確被行使,才能發揮司法活動穩定社會秩序、引領社會價值導向的功能。而審判權是司法權的重中之重,是司法程序、司法活動的核心和主導,如何保障審判權合理運行,是司法權有效運行的關鍵。弗朗西斯·培根說:“一次不公正的判決比十次犯罪危害猶烈,因為犯罪只是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判決卻污染了水源?!彼痙ǜ苤械姆ü俑芪摶墑嵌運痙嘈緣鬧卮蟠蚧?,其中法官的貪污賄賂犯罪與其他公職人員貪污賄賂犯罪的構成要件上區別不大,而法官的瀆職類犯罪則具有一定特殊性、專業性,破壞的是審判活動的公正、效率與司法廉潔形象。由于審判工作具有很強的專業性,法律也賦予了法官應有的自由裁量權,所以法官瀆職犯罪案件認定存在很多疑難問題,如何能保障法官獨立行使審判權同的同時,在自由裁量與工作失誤、瀆職犯罪之間分清涇渭?如何在嚴厲打擊司法腐敗的同時保障法官職業安全感、保障審判權平穩運行?本文將試以探討。

一、法官因判決入罪案件引發的思考

王桂榮,女,1998年6月至2008年6月任河南省周口市川匯區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庭庭長。2002年,河南省周口市川匯區人民檢察院將于某某詐騙案向周口市川匯區人民法院提起公訴,王桂榮作為本案主審法官組成合議庭對該案進行公開審理,審理后合議庭對被告人于某某的行為是否構成犯罪出現的爭議,遂將該案提交該法院審判委員會討論,審委會決定就本案向周口市中級人民法院請示, 12月31日周口市中院書面答復:于某某行為構成詐騙罪。據此合議庭重新合議,形成的統一意見是以詐騙罪判處于某某有期徒刑十年,并處罰金二萬元,同日向川匯區法院審委會匯報,審委會討論后同意合議庭意見,隨后該院以被告人于某某犯詐騙罪,判處有期徒刑十年,并處罰金二萬元,于某某不服提出上訴,周口市中院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2007年5月14日,經周口市中院院長發現并經該院審委會討論,決定本案進入再審,并以該案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為由,宣告于某某無罪,2007年6月29日無罪釋放, 2010年9月7日,河南省高院國家賠償委員會以于某某被錯誤羈押2084天為由,決定由周口市中級人民法院賠償其20余萬元。河南省舞陽縣人民檢察院隨即以玩忽職守罪對王桂榮立案偵查,王桂榮主動向檢察機關投案自首。舞陽檢察院就王桂榮玩忽職守案向舞陽法院提起公訴,舞陽縣法院審理后認為,王桂榮身為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工作中嚴重不負責任,致使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其行為已構成玩忽職守罪,鑒于其有自首情節,對其從輕處罰,根據刑法相關規定,以王桂榮犯玩忽職守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九個月。法官王桂榮因辦理的刑事案件被改判而入罪,在審判實務界形成了引起了強烈反響,同時在社會上引發了熱烈討論,該案的處理結果也在法官群體內部產生了一定的悲觀情緒,大家不僅要問,即使法官沒有徇私、受賄,由于工作失誤導致案件被改判也會被認定為瀆職?該案經過合議庭評議、審判委員會決定以及上級法院書面答復才得以定案,王桂榮的錯誤認識難道能瞞天過海?該案是二審終審的刑事案件,根據二審全面審查原則只處罰一審主審法官是否有失偏頗?相信王桂榮案終審判決會就這些疑問作出合理解答。

二、法條梳理——涉及審判人員的職務犯罪

根據我國現行《刑法》,審判人員在行使職權過程中可能涉及的職務犯罪分為兩類:第一類為一般職務犯罪罪名,即貪污、受賄、挪用公款、玩忽職守等等。第二類為特殊職務犯罪罪名,包括針對司法工作人員的徇私枉法罪,專門針對審判人員的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本文討論的瀆職類犯罪主要包括玩忽職守罪、徇私枉法罪、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三個罪名。

玩忽職守罪是職務犯罪中的一般罪名,在此對該罪名的設立過程不多作陳述,而徇私枉法罪和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在我國刑法體系中就存在一個演化過程。我國79《刑法》第一百八十八條規定了“徇私舞弊罪”,具體規定是:“司法工作人員徇私舞弊,對明知是無罪的人而使他受追訴、對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不使他受追訴,或者故意顛倒黑白作枉法裁判的,判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剝奪政治權利;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閉庖蛔錈歡園燉硇淌擄訃械耐鞣ú門行形辛斯娑?,而并未涉及民事、行政案件,具有很大的局限性。1991年,最高人民法院以批復的形式將該罪名進行了補充,內容是:“審判人員在審判民事案件、經濟糾紛過程中,徇私舞弊,故意顛倒黑白作枉法裁判,構成犯罪的,應當依照刑法第188條的規定追究刑事責任?!備門唇袷擄訃鞣ú門心扇敕缸?,但未涉及行政案件,且以批復的形式將刑法罪名擴大解釋,有類推的嫌疑。我國97年《刑法》大修中,在第三百九十九條中增加了第二款:“在民事、行政審判活動中故意違背事實和法律作枉法裁判,情節嚴重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庇紗?,我國刑法中針對刑事、民事、行政三大審判業務部門的瀆職犯罪體系才正式確立。

我國現行刑法沿用了97刑法的體系,但對犯罪的具體表述上進行了微調,刑事審判方面,根據現行《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條第一款規定:“司法工作人員徇私枉法、徇情枉法,對明知是無罪的人使他受追訴、對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不使他受追訴,或者在刑事審判活動中故意違背事實和法律作枉法裁判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嚴重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節特別嚴重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貝舜α芯俚姆缸錕凸郾硐中翁腥智榭?,其中第三種“在刑事審判活動中故意違背事實和法律作枉法裁判”,即為針對法官辦理刑事案件時構成犯罪的情形,罪名確定為“徇私枉法罪”。

民事、行政審判方面,根據《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條第二款規定:“在民事、行政審判活動中故意違背事實和法律作枉法裁判,情節嚴重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北咀鎰錈范ㄎ懊袷?、行政枉法裁判罪”。同時該法條第三款還對執行活動中的瀆職犯罪進行了規定,不是本文討論內容。

分析上述法條,我們發現刑事案件徇私枉法罪和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存在的共同點,即:客觀方面表現為在審判活動中故意違背事實和法律作枉法裁判。同時,兩個罪名間存在兩點區別,第一,刑事案件徇私枉法罪要求行為人有徇私、徇情的主觀故意,本罪在犯罪主觀方面分為“徇私”和“徇情”兩種情況,而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沒有對犯罪主觀方面的規定;第二,刑事案件徇私枉法罪為行為犯,作出枉法裁判行為即構成犯罪,而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要求情節嚴重才能構成本罪。

根據《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條規定:“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濫用職權或者玩忽職守。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法另有規定的。依照規定?!卑咐械耐豕鵠?,即系在作為法官辦理的刑事案件被改判,但無證據證明其有徇私、徇情的主觀故意,一審則以玩忽職守罪對其定罪量刑,本罪的核心是判決結果錯誤。

三、自由裁量的邊界——工作失誤與犯罪的區別

法官的自由裁量權是指法官在法律事實要件確定的情況下,在法律授權范圍內,依據立法目的和公正、合理原則,自行判斷行為條件、自行選擇行為方式和自由做出行政決定的權力。以色列希伯來大學法學院教授、最高法院法官巴拉克說:“自由裁量權是在兩個或更多的可選擇項之間作出選擇的權力,其中每一個可選擇項皆是合法的?!狽ü僮雜剎昧康暮誦木袷恰把≡窈戲ā?,法官辦案過程中涉及很多的自由裁量權,如刑事案件證據的采納、具體刑期的確定,民事案件過錯的劃分、違約金比例的確定,行政案件對行政行為合法性的認定等,都在合法范圍內存在一定的選擇權,其他如合議庭成員、庭審排期等選擇也可以納入廣義自由裁量權范圍。

然而,自由裁量本質上是一種選擇,盡管這種選擇具有合法性,但客觀來講誰都無法完全保證選擇結果的絕對正確。以重慶市為例,根據重慶市高院2015年《人大工作報告》,全市2015年共受理一審刑事案件26307件、民商事案件369891件、行政案件9756件,共計405954件,而一審案件改判發回重審率為0.59%,意味著全重慶市三級法院改判發回重審案件超過兩千件。誠然,發改案件中有很多案件是因發現新的證據、法律發生變化等不可歸責于一審的事由,但也有相當比例的發改案件是基于認定事實不清、證據不足、適用法律錯誤、審判程序違法等原因,那么辦理這些案件的法官是否都有瀆職犯罪的嫌疑呢?下面我們從不同罪名的犯罪構成上試劃分出法官瀆職犯罪與合理行使自由裁量權之間的界限。

(一)徇私枉法罪的認定

(1)本罪的主體 。徇私枉法罪的犯罪主體是刑事司法工作人員,包括偵查人員、公訴人員、刑事審判人員、監管人員。其中刑事審判人員涉嫌徇私枉法罪時,審判人員應作廣義上的理解。 首先,應包主審法官、合議庭組成人員、人民陪審員,書記員等不具有審判資格的司法輔助人員不能單獨構成本罪,但可與其他審判人員構成本罪的共同犯罪;其次,作出枉法裁判法院的庭長、審委會委員、院長及上級法院領導等不直接審理案件但對案件有決定權的人,如果在刑事審判案件中徇私情通過各種手段插手個案,聯合或迫使主審法官作出枉法裁判,可以構成本罪。1

(2)主觀方面。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條規定的“徇私”、“徇情”是徇私枉法犯罪的主觀動機。本罪在主觀方面是故意,而且是直接故意。筆者認為此處的“徇私”的含義是指謀取私利,包括物質性利益和非物質性利益;“徇情”是指審判中摻雜私情且影響判決結果,包括親情、友情、愛情、個人恩情等等2。同時,在司法實踐中,有以下兩點需要注意:第一,本罪中的“徇私”、“徇情”不僅指司法工作人員作為單個自然人的私情,同時也包括某些單位內部多人組成的“小利益集團”的私情。這些“小利益集團”打著為國家、集體的名義而徇小團體之私,具有很強的隱蔽性和社會危害性,這種行為更應作為徇私枉法犯罪進行打擊。第二,本罪中的“徇私、徇情”作為行為人的犯罪動機,是本罪的構成要件之一,在認定本罪時,除查明行為人主觀上具有直接故意以外,還須查明其動機是出于徇私、徇情3。本法條規定的“有罪的人”如何理解,理論界與實務界存在爭議。一種觀點認為,此處“有罪的人”是指事后被判決確定有罪的人,如果行為人故意包庇的人事后被認定無罪,則不構成本罪。另一種觀點認為,此處“有罪的人”是指涉嫌犯罪的人,行為人只要故意包庇涉嫌犯罪的人就構成犯罪,而不限于最終被裁決為犯罪的人。筆者同意第二種觀點,任何人未經人民法院判決都不能被確定有罪,這是刑事訴訟無罪推定的重要原則,如果要求司法工作人員特別法官在審判前就預先判斷被告人是否有罪,在再判斷包庇行為是否構成犯罪可能會影響無罪推定精神的適用,且法官包庇被告人的行為即已褻瀆法官職業,被包庇的人最后是否有罪不影響褻瀆司法的本質。4因此,本法規定的有罪的人應指“可能犯罪人”,即使行為人包庇的對象不構成犯罪,包庇者也應當為其褻瀆司法的行為受到制裁。

(3)本罪侵犯的客體,是國家司法機關的正?;疃?、司法公信力,即司法機關的廉潔形象。

(4)客觀行為。根據刑法規定,徇私枉法罪的行為表現在三個方面,其中“在刑事審判活動中違背事實和法律作枉法裁判”涉及法官職權,一般認為該法條具體指的是:在刑事審判過程中,公開地不依據已經查清的案件的客觀事實和法律的明文規定進行判決或裁定,或者故意歪曲客觀事實和法律規定進行判決或裁定。此處需要特別說明的是。量刑畸輕或畸重是否是徇私枉法行為。量刑工作是法官自由裁量權的范圍,但明顯的輕罪重判、重罪輕判也是一種違反刑法罪責刑相適應原則的行為,如果該行為是在徇私情的動機支配下實施的,則可以構成徇私枉法罪,如法官因與某個人有矛盾而重判其親屬,因對某個群體有好感而輕判其成員等,都是徇私枉法行為。

(二)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的認定

根據《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條第二款規定,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在犯罪構成上與徇私枉法罪頗為類似,犯罪主體即為徇私枉法罪中審判活動中的審判人員,侵犯的客體與徇私枉法罪一致,但在犯罪主觀方面和客觀行為上存在差別。

(1)主觀方面。本罪的主觀方面仍為故意犯罪,即明知自己的行使裁判職權的行為違背事實和法律,會破壞審判活動的公正性,還追求或者放任枉法裁判的發生。與徇私枉法罪不同的是,法官作出枉法裁判的動機可能是徇私情也可能是其他原因,也可能沒有能查明的具體原因,只要有證據證明行為故意作出枉法裁判即可構成本罪。行為人徇私情雖不是構成本罪的必要條件,但可以作為量刑情節酌定從重處罰。

(2)客觀行為。根據法條規定,本罪的犯罪客觀上表現為“在民事、行政審判活動中故意違背事實和法律作枉法裁判,情節嚴重”,該法條的適用應注意以下問題:

第一,筆者認為此處的“民事、行政審判活動”應作廣義理解。根據我國民事訴訟法、行政訴訟法的相關規定,人民法院的民事、行政審判活動由受理立案、開庭審理和執行三個環節的程序組成,這是一個按序推進、環環相扣的過程。5審判活動包含民事、行政案件從立案、分案、庭審、宣判的每一個環節,只要這些環節中出現的裁判,哪怕是程序性裁定都應當合法公正,都不允許作出枉法裁判。

第二,調解書不宜納入本罪調整范圍。有學者認為,枉法調解與枉法裁判在危害性質上并無實質的不同,枉法調解也可構成民事枉法裁判罪6。筆者不同意該觀點,在民事訴訟中,對于案件事實清楚、法律關系明確的案件,審判人員可以在基于雙方自愿的情況下主持調解。雖然司法實踐中存在法官主持調解時故意違背事實和法律程序,偏袒當事一方或幫助一方當事人偽造、變造證據向另一方施加壓力,從而強迫對方接受調解條件的情況存在,但根據刑法罪刑法定原則,“枉法裁判罪”本質上指的仍為判決和裁定,調解書屬本法調整的范圍,且調解協議的生效是基于雙方當事人簽字,調解書的生效是基于簽收法律文書,雙方當事人對自己實體權利的處分均是在平等自愿的基礎上,不應過分干預當事人意思自治,即使調解過程可能存在欺詐、脅迫,也可以通過申請再審、行使撤銷權等方式救濟。所以根據現行法律其司法解釋規定,民事、行政調解書不是本罪審查、調整的范圍,但根據近年來民事、行政案件調解活動中出現的亂象,建議盡快通過修法的形式將枉法調解納入刑法打擊的范疇。

第三,注意“情節嚴重”的內涵、外延。情節嚴重是構成本罪的構成要件,意味著并非所有枉法裁判行為都適用刑法介入調整,而情節嚴重的具體標準是什么呢?《刑法》及其司法解釋沒有明確規定,但司法實踐中我們可以參考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瀆職侵權犯罪案件立案標準的規定》中列舉的七項應予立案的情形,此處的情節嚴重包括:造成一定嚴重后果、徇私、循利或有偽造、變造證據、串通當事人作偽證、毀滅證據或者篡改庭審筆錄等情節的。但該立案標準的規定畢竟不宜直接指導審判,最高人民法院應及時制定相應的裁判標準。

綜上可知,法官辦理刑事案件時犯徇私枉法罪的核心要件是主觀上有“徇私”的故意,辦理民事、行政案件構成枉法裁判罪的核心要件是“情節嚴重”,而兩罪名共同的客觀表現是明顯“違背事實和法律”。

那么何種情況下法官辦理案件構成玩忽職守罪呢?根據《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條規定,本罪的主觀方面應為過失犯罪,法官故意作出枉法裁判不構成本罪,客觀行為表現為給國家和人們造成重大損失,此處的重大損失標準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瀆職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一)》之規定,總體而言要求損失比私枉法罪和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更嚴重才能入罪,本罪是更為典型的結果犯。綜合而言,法官構成玩忽職守罪和徇私枉法罪、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的共同點是裁判結果出現錯誤,不同的是構成玩忽職守罪要求主觀上不能為故意,造成的損失結果各不相同。司法實踐中間接故意與過失這兩種主觀形態的界限非常模糊,在刑事法官瀆職犯罪中,一般基于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則認定起點刑較輕玩忽職守罪;但《根據關于瀆職侵權犯罪案件立案標準的規定》民事、行政枉法裁判造成直接經濟損失十萬或間接損失五十萬構成犯罪,而根據兩高《關于辦理瀆職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一)》玩忽職守要求造成損失三十萬元才能入罪,如果難以認定主觀方面為故意而認定玩忽職守罪,則可能因為損失達不到三十萬元而不能入罪,此處存在立法技術性矛盾。同時民事、行政法律關系存在較強的可修修復性,要判斷造成的具體損失缺乏客觀標準,所以玩忽職守罪在民事、行政案件辦理過程中存在幾率非常低。

四、預防與?;ぁü儷徒溆脛耙蛋踩U?/span>

“讓審理者裁判,裁判者負責”是本輪司法改革中涉及人民法院審判工作的方向,此舉的根據目的在于最大限度減少行政權力對司法的干預,建立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但保持司法獨立性的同時如何兼顧預防懲治司法腐敗呢?將審判權力下放是否能真正杜絕行政干預司法的現象?審判權力下放之后又如何來制約?都是下一階段我們應重點解決的問題。而“讓審理者裁判,裁判者負責”的定案制度中,裁判者什么情況下應該負責,負什么責是保持司法廉潔和法官職業安全之平衡的核心問題。7根據法官瀆職犯罪各個具體罪名的構成要件,要通過嚴格區分自由裁量與濫用審判權、嚴格區分正常工作失誤與枉法裁判,來保障法官職業安全。

(一)改革訴訟制度,提升司法透明度

法官瀆職犯罪之所以有生存的土壤,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法官行使審判權時仍有暗箱操作的空間。我國三大訴訟法均建立了公開審判的制度,但實踐中該項制度執行非常不到位,司法公開不僅是庭審活動的公開,更應該是司法程序的全面公開,包括立案、排期、庭審、執行等各個程序的流轉、節點,都應讓社會公眾享有知情權,尤其是在信息技術飛速發展的當今社會,將案件審理過程通過互聯網向社會公開,主動接受社會監督,不僅有利于提升司法公信力,更能迫使法官的提升自身業務水平、增強責任感,消除法官暗箱操作案件審理的僥幸心理。目前我國已全面推行裁判文書上網制度,未來可以通過立法的形式,將審判公開精神全面細化到審判各個環節,主動將審判權至于陽光下接受公眾監督,清除司法腐敗滋生的空間。

(二)統一瀆職犯罪追訴標準,明確犯罪界限

刑事案件和民事、行政案件調整對象和法律價值存在本質區別,刑事案件審理涉及限制人身自由甚至剝奪生命權,對刑事案件中的徇私枉法行為的處罰重于民事、行政案件中的枉法裁判,這一原則應當堅持,但最高法院應制定專門指導審判的司法解釋來確定這兩個罪名具體的入罪標準。法官構成玩忽職守罪時,存在法律應用不合理之處,刑事法官構成玩忽職守罪要求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司法解釋中也著重強調的造成人員傷亡、經濟損失,而刑事案件辦理錯誤的后果不僅可能讓無罪的人受到打擊,也可能讓有罪的人逃脫懲罰,一些錯誤判決的案件可能并不涉及國家賠償未給國家造成經濟損失,玩忽職守罪無法完全囊括法官過失瀆職的所有情形。這樣就可能造成刑事法官不敢下判“寧縱不枉”,對拿不準的案件“明哲保身”一律傾向于無罪,同樣不是公正司法所要追求的現象。民事、行政案件由于存在執行回轉的可能,錯案造成的損失缺乏計算標準,也存在適用困難。所以筆者建議,不宜將法官過失瀆職犯罪以玩忽職守罪處罰,建議增設《刑法》罪名,專門針對法官過失導致辦理案件結果錯誤進行入罪,同時通過司法解釋,將法官瀆職犯罪的故意形態和過失形態分別的入罪標準進行詳細規定。

(三)建立科學的審判管理體系,明確法官權責

貫徹“讓審理者裁判,裁判者負責”的指導思想,建立主審法官負責制為主,定案者負責為輔的綜合問責體系。具體為:作出生效判決的法官對案件負主要責任;獨任制審判的案件,主審法官對全案負責;合議制審理的案件主審法官對案件審判程序、事實認定、證據采納、法律適用全面把關負責,對于案件中存在爭議的部分要進行合理歸納提交合議庭評議決定,合議庭其他成員不負責任的隨意附和主審法官或形成多數意見反對主審法官意見而導致案件錯誤的應承擔責任8;審判委員會決定的案件,除非有證據證明合議庭惡意違背訴訟程序、故意隱瞞案件基本事實、證據而導致錯判的,審判委員會應對事實認定和法律適用問題承擔責任;審委會成員對其發表的明顯不負責任、明顯違背法律規定的處理意見承擔責任;上級機關領導對案件進行插手、干預、施加影響壓力等,導致案件作出錯誤裁判的,應視情況與主審法官共同承擔責任。9

(四)完善過錯追責制度,擠壓工作失誤與犯罪的責任真空地帶。

應當全面完善法官辦理案件的錯案追責制度體系。首先應當明確錯誤案件的具體情形,排除出現新的證據、法律發生改變等情形,歸責于法官的案件發改應限定于認定審判程序違法、事實錯誤、適用法律錯誤。第二,應當區別法官過失造成的錯案與故意造成的錯案,根據法官在定案過程中的過錯程度、責任大小分別追究,故意造成錯案構成犯罪的一律追究刑事責任,尚不構成犯罪的在行政問責范圍內頂格處罰;過失造成錯案的,應再區分過失責任程度分別處罰,其中對于法律司法解釋有明文規定而適用錯誤、遺漏重要證據、無爭議的基本事實認定錯誤、向審委會匯報時遺漏爭議焦點等程度的過失應認定為重大過失,可視為瀆職行為,構成犯罪的可追究刑事責任,對于事實認定、證據采納本身存在難點或法律適用本身存在較大爭議的,只要盡到將難點、爭議如實向合議庭、審委會匯報的義務,若出現案件被改判主審法官不宜作為瀆職犯罪追究責任。

明確法官辦案權責的同時,應建立更加全面的刑事處罰之外的法官瀆職追責手段,使行政問責的處罰力度與刑事處罰力度有機銜接,可建立諸如責令停薪學習、調離審判崗位、解除法官資格等有針對性的問責機制,結合年度考核稱職評定、職務晉升、法官等級升降、行政記過、開除公職等常規行政評價手段,建立對法官瀆職行為全面立體錯追責機制。


   責任編輯:梁大宏  通訊員:丁瑤進

文章分類: 法律漫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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